“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是当前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剧烈的人类活动类型。”在5月20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年会暨青年论坛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欧阳志云直言。

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缺乏对生态系统的核算指标。

(相关资料图)

2013年，欧阳志云与时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朱春全首次提出GEP概念，将其定义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与服务的货币价值总量，构建了GEP核算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

据不完全统计，自GEP概念提出以来，全国已有半数以上省份、数百个县市先后开展核算试点工作。

十年来，GEP核算与应用走过了怎样的阶段？又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欧阳志云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概念提出到建立核算方法并进行各种完善，再进入到实际应用阶段，目前GEP核算与应用在考核方法、数据监测、标准化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提升完善。

在他看来，我国经历城市快速扩张阶段后，今后将进入城市改造内部优化阶段，这正是让生态回到城市一个最好的契机，“百年不遇，也是千载难逢”。

人与自然“矛盾极为突出”

有观点认为，在“十四五”或未来更长一段时间，GEP有望成为国家或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成为与GDP同等重要的“指挥棒”。

其背后有着不容乐观的现实依据。

“我们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欧阳志云在论坛上给出的一组数据是，2007年，全球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22年，这一比重达到56%，同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85%。目前中国这一比重达到67%，到2023年预计会达到75%。

欧阳志云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我们这个星球已经到了‘城市星球’阶段。”在他看来，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

但同时，城市与生态环境也密切相关。比如，水资源60%和城市水域有关、碳排放大约是78%……更关键的是，目前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均直接或间接与城市相关，其中包括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丧失、酸雨、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

欧阳志云分析指出，在人与自然矛盾极为突出的当下，城市生态空间丧失、生态功能退化，成为城市人居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把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GEP概念的提出便为此提供了全新方案。

欧阳志云介绍，“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简称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也称“生态产品总值”，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与服务的货币价值总量。一般以一年为核算时间单元。

其中，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既包括物质产品，如食物、原材料、能源等，也包括生态调节服务，如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以及生态文化服务（如景观价值、文化价值等）。

“其目的是揭示生态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评估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与经济社会发展支撑作用，以及分析区域之间的生态关联。”欧阳志云表示。

先行探索与全面推进

欧阳志云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2013年以来，GEP核算与应用经历了从概念提出到建立核算方法并进行各种完善，再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转变。

从公开资料看，近年来，我国GEP核算与应用正处于加速探索期。一方面，国家层面先后发文推动建立生态产品评价机制，包括评价体系、核算规范、核算结果的应用以及考核机制等，并出台核算规范，进一步完善相关要求和标准。

与此同时，各省市也在积极探索。在此过程中，先发地区摸索出了怎样的先行经验？

以在国内率先开展城市GEP核算的深圳为例。欧阳志云介绍，深圳GEP的核算指标同样包括物质产品、调节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其中根据城市的特点，又增加了消减噪声、海岸带保护等五个特色指标。

根据主要调节服务功能量测算，深圳的生态系统拦截滞蓄的降水、涵养水资源量为18.94亿吨；植被和水库共削减暴雨径流6.32亿吨；调节气候服务减少了约708.47亿度降温能耗；生态系统碳汇20.66万吨/年……

“这个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系统对维持城市环境和人居环境的作用。”欧阳志云介绍，深圳2021年GEP的核算结果是1363.87亿元，其中物质产品、调节服务、文化旅游服务价值分别占比0.9%、49.6%、49.5%。

即使从数据来看，GEP相比GDP而言并不算大，但在欧阳志云看来，更重要的是实现GDP和GEP的双向增长。

他给出的研究结果显示，从深圳历年GDP和GEP的关系走向看，1990-2016年间，其GEP中的调节服务价值持续下降，换句话说，这是在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发展经济。而在2017年之后，深圳GEP中的调节服务价值开始增长，GEP和GDP进入了双增长阶段，势头向好。

“深圳能做到，全国也应该有机会实现这样的发展。”欧阳志云指出，北京、深圳、丽水等不同类型城市GEP核算与应用实践表明，建立GEP核算机制可以作为促进城市生态保护修复、改善人居环境的政策工具。

为此，他建议，建立GEP核算制度，引导城市人与自然协同发展。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已有的探索经验，推动其进规划、进决策、进考核、进项目、进交易、进监测，全面推进GEP核算应用，并将其作为政策工具来推动。